历史上不乏通过言语和文字治罪的案例，很多知识分子都被治了罪，以至于他们不敢随便说话和写作。那么通过言语和文字治罪真的可靠吗？
其实并不可靠。孟德斯鸠在《论法的精神》中谈到了一件事：马尔西亚斯梦见他割断了狄欧尼西乌斯的咽喉。狄欧尼西乌斯因此把他处死，说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，夜里就不会做这样的梦。孟德斯鸠认为“这是大暴政，因为即使他曾经这样想，也并没有实际行动过。法律的责任只是惩罚外部的行动。”一个人是怎样想的，似乎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他说出来别人才会知道，但一个人想犯罪并没有产生犯罪的行动，就不能叫做犯罪。法律应该有一定的客观性，不能根据一个人的思想来定罪，也不能根据一个人的言语或文字来定罪。当然，一个人的言语或文字出现了煽动性，而且造成了一定的恶劣后果，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负连带责任，很可能被治罪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是用言语还是用文字来表达，只要引起了社会反响，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，或者说被统治阶级定义为坏的思想，产生了鼓动人心犯错的作用，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被治罪。可是孟德斯鸠认为，“言语并不构成‘罪证’……常常相同的一些话语，意思却不同，它们的意思是依据它们和其他事物的联系来确定的。有时候沉默不言，比一切言语表达的意思还要多。没有比这一切更含混不清的了。那么，怎能把它当作大逆罪呢？无论什么地方制定这么一项法律，不但不再有自由可言，即连自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。”
展开剩余73%他说：“言语要和行为结合起来，才能具有该行为的性质。因此，一个人在公共场所鼓动人们造反即犯大逆罪。因为这时言语已经和行为连接在一起，并参与了行为。人们处罚的不是言语，而是所犯的行为，在这种行为里，人们使用了这些言语。言语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、伴随犯罪行为或追踪犯罪行为时才构成犯罪。”他同时反对以文字论罪，认为“文字包含某种比语言较有持久性的东西。但是如果文字不是为大逆罪做准备而写出的话，则不能作为犯大逆罪的理由。”古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以及文学家都主张言语和文字的自由，主张自由表达，而不能根据言语或文字定罪，以免产生“文字狱”。可是统治阶级并非如此思想，而是认为有些书生散布谣言，有些民间的农民散布谣言，就要以此定罪，甚至要钳制言论。而书生写成诗词或文章之后，有可能被统治阶级定义为反诗和反对当权者的文章。这个时候书生是没有话语权的，很容易被定罪，甚至被下在大狱里，也有可能神秘失踪。权力处处显示任性的属性，而被权力制裁的书生却失去了话语权。俗话说，“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”书生面对强权，根本没有能力反驳，也不可能去做法庭上的辩证，因为法庭本身属于权力系统内部的暴力工具，会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，而不会为一个所谓散布谣言的书生服务。
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并没有什么言论不自由的现象，而到了秦朝大一统之后就实现了焚书坑儒，要钳制思想，摧残文化，不仅要在权力方面实现大统一，而且要在文化和思想方面实现大统一。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，其他人说了并不算，或者说其他人只能给皇帝唱赞歌，而不能写自己的感触，不然就会被权力系统制裁。秦亡以后，这种钳制思想的事情似乎淡漠了，但仍然存在。官员并不敢随便写文字讽刺皇帝，也不敢说什么反对皇帝的话。即便唐代有了拾遗这种官职，可以直接指出皇帝的毛病和错误，也仍然不能帮助皇帝纠正很多毛病，也不能让他们弥补很多错误，不然唐朝就不会灭亡了。一个人的言语影响力是有限的，除非这个人有很强大的群众基础，或者本身是个官员，就有可能妖言惑众，而这种妖言惑众的说法是权力系统定义的，因为他说的一些话并没有站在官员的一方，而是站在老百姓的一方，甚至反对现有的官僚体制。他想为老百姓谋福利，甚至要为民请命，却被定义为谋反。当然就会被贬官，甚至被杀头也说不定。臣子们说皇帝是金口玉言，实际是想借皇帝说的话来为自己谋福利，并没有考虑这种金口玉言的弊端。当然皇帝说的每一句话并非都是法令，很有可能只是手下的臣子胡乱猜测，或者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几句话，而对自己不利的话却自动屏蔽了。
靠言语治罪是不靠谱的，因为说过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不一定有多大的影响，除非民间农民起义者利用一些话来鼓动人们，还要用迷信思想影响人们，要人们跟着他造反，那么这个人就有可能被统治阶级定义为反贼，定义为暴民。而到了明清时期，尤其是清朝，有了旷日持久的“文字狱”，即便写一句“清风不识字。何故乱翻书。”也仍然被制裁。很多书生都不敢随便写诗写文章了，只是埋头于四书五经，要为了功名而努力，当然也有的考不上，就去“整理国故”，研究训诂学、音韵学等偏僻的学问，却不会积极进取了。俗话说：“白纸黑字。”一旦有了白纸黑字，就算有了事实根据。即便写字的人不承认自己写的，也仍然不起作用，因为权力系统认为他写了，而且他写了以后不承认。倘若只是说出口的话，那时候没有录音机，也没有可以录音的其他设备，当然没有引起什么社会影响，就不算是犯罪。就像一个人关起门来，在家里说我是皇帝，就不会被定义为谋反。倘若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，我是皇帝，还要说自己小时候有很多奇异的经历，尤其是出生的时候，母亲梦见一条龙，投入了怀中，就生下了他，说的跟真的似的。那么很多人就会把这样的事传播出去，传到官员耳朵里，官员就有可能把他逮捕归案，说他妖言惑众。倘若他再写一些反对统治者的文章，就坐实了反贼的罪名，有可能被斩首示众。就像《水浒传》中宋江写反诗一样，本身只是写豪情壮志，却因为一句“他日若得凌云志。敢笑黄巢不丈夫。”被诬告，被下在大狱中，最终才彻底走上了反抗的道路。
根据言语和文字治罪是不可靠的，很容易制造冤假错案。看看历史上文革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，有多少是知识分子因为言语和文字获罪，又最终被平反，就知道这种定罪的方式是多么不可靠，也知道这种定罪的方式是统治阶级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”的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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